媒体是公民社会透明度的一个标尺：

 

艾晓明教授谈黄静案·社会性别与公民社会

 

—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博士访问艾晓明教授

 

采访时间：2004年8月29日

采访地点：广州·中山大学

采访人：许燕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

 

许：您是直接关注《南方都市报》、黄静案等问题的学者。作为传媒的一个直接参与者，请您谈谈对我们中国传媒的一些意见和看法。

 

艾：其实我自己谈不上是研究传媒的学者，可以说是媒体的一作者吧。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给香港《大公报》写专栏，那个专栏是文学读书方面的专栏，我写过好几年。在广州也给一些报纸写过稿，可以说是一个纸媒体的作者吧。来广州后我也参与过一些电视上的读书节目。这是我比较自觉地参与到媒体工作，开始认识到干预媒体的作用。

媒体干预要从两个方面讲：一个就是我们去干预媒体，比如说纸媒体上有个广告，我们觉得这个广告有问题，那么我们会直接批评，这算是一种直接的干预吧；还有一种就是利用媒体介入，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把消息通报给中央电视台《半边天》节目，希望记者来采访，这就是通过媒体主动进行干预。

开始这种干预，是我从美国回来开始教妇女研究以后。因为你要是教妇女研究的，妇女在媒体中的再现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妇女在媒体中的再现也有好几个层面：一个是媒体再现妇女什么样的生活，另外还包括媒体内容，媒体制作，媒体如何建构意义，表达意义。我也思考过妇女利用媒体的行动，譬如，媒体干预什么的。当然后来我们自己也是成为媒体的生产者了。我是“性别教育论坛”网站的策划者和我们所有网站活动的组织者，我自己本人也直接做栏目设计和上传的工作。就是说，我们和媒体是一个多重的关系吧：是媒体消费者，报纸读者；也是监测媒体的人，因为我们网站上的“南方媒体观察”栏目，就是对报纸媒体的性别表达做监测的；我们也主动利用媒体力量来影响社会，我们运用网站的力量进行社会干预——我觉得自己现在和媒体的关系比较复杂，所以你说要谈谈我对媒体的看法，我就不知道从哪里谈起。

 

许：我们还是从性别问题开始吧。譬如说黄静的案子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媒体在黄静案中担当的角色

 

＊ “我们比较自觉地通过网络推动黄静案”

 

许：通过黄静的案子，您觉得我们中国的新闻报道、对性别的认知和反映等方面存在哪些问题？

 

艾：如果你看了我的文章，你也能看到我对黄静案的很多具体的分析和界定。我觉得黄静案是继孙志刚案以后，通过媒体进行传播，显现案子的能见度以及实际处理过程的一个大案。通过媒体，主流媒体（电视台和报纸煤体），另类媒体主要指网络媒体。网络媒体的确起了相当突出的作用，我的文章最先都是在网络上发表的。《中国女性主义》今年第一期，就用了我们发表在网站上的采访、两篇论文。但这些都是在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前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，已经有个时间差了。

黄静案，我们比较自觉地通过网络在推动。比如说，这个案子最开始我是在网上知道的。孙志刚案件之后，在孙志刚纪念网站上我看见黄静妈妈的求助信，她说“帮助过孙志刚案子的好心人，请你们帮助我”。我是从那个链接里面进去的，我一看就认为这是一个约会强奸的案子，所以我就开始介入了。

我觉得当时的人们对这个案子的性质认识不清，它三个月没立案，也影响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的教学特别相关，维护妇女权益，妇女权益被侵犯。我特别关注的是，这个案子里约会强奸问题是一个隐蔽的，没有被人们认识的问题。于是我就开始写文章，当时是期望这些观点能够被接受，能够影响这个案子的侦破，使它得到公正的处理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实际上，除了网络媒体以外，我的文章在其他媒体上发表都相当困难。所以我们也创办了性别教育论坛网站。我们不是想做不做、或者偶然关注一下。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持续地推动这个案子，虽然推动起来比较艰难。我现在的想法和我去年刚开始介入这个案子不一样了。我去年刚开始介入时，经过几个回合吧，我以为它应该像孙志刚案一样尽快得到处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延迟到现在。等延迟到现在，我对这个案子的前景已经不乐观了。

但是为什么不乐观还要做，还要下决心做下去呢，是有好几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就是，我知道有些观点不见得现在就会对公安产生直接的影响，但是我想它是有公民教育作用的。通过这个案子，有意识地把我的观点结合个案来谈，它可以提高普通人对妇女暴力的认识。在这个案子里面，我们知道黄静母亲坚持哪些东西。我们可以看到控方和辩方都留下了长久的文献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文献是可以长久地存在的，而对方实际上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文献。那么从这个文献比起来，我就可以看出来，实际上，哪怕这个案子打不成功，可是黄静母亲最终坚持的、追求真相的原则最终是属于未来的，是应该落实社会公正的。而被告一方他坚持的亲密关系的原则是错的，即使现在他受不到惩罚，可是最终这个社会如果要对妇女落实平等的话，就必须否定以亲密关系掩盖暴力的言论。所以，这个案子未来的走向，我是看得清楚的。就好像右派二十年总归要平反，但是有人可能十年前看到这一点，有人可能要二十年才看到这一点。所以我觉得即使这个结果不会在很短的时期到来，但是可以看出来它必须是这样一个走向。

 

＊ 某些媒体报道表现出“传统的观看”和媚俗倾向

 

艾：黄静这个案子，好多报纸一开始报道的时候，给她的界定就是“漂亮女教师”，然后是“裸体”、“裸死”。我觉得这些报道有很多问题，就是它们对这个案情的性质是怎么界定的。这个案情的性质，在我看来，是一个妇女的人权遭到侵犯，一个暴力案件嘛。为什么要拿“漂亮”做卖点呢？其实，新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。“漂亮”只是对外貌的传统界定，作为一个定义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定义观看，它的焦点是有问题的。它反映出非常传统的观看。因为传统的观看，看妇女第一眼就是漂亮不漂亮，就是看外貌。就是说，她的生命价值跟她的外貌有很大关系。很显然，一个漂亮女教师跟一个丑陋女教师受害案，在界定她身份的人看来，引起受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漂亮可以引起更多的读者关注，或者是同情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也就认可、强化了一个假设，就是妇女的价值跟她的外表是有关系的，一个漂亮女教师就值得可惜，那反面的结论就很简单了，是吧？这当然是对案件的界定有问题了，是吧？然后，为什么在“裸”字上做文章呢？那是因为“裸”就是用“性”作为卖点嘛。实际上，她差不多是裸死，但她不是说光着身子就死掉了。她是身上有伤，她是遭到了性侵犯。那你用一个“裸”字就等于把所有这些东西去掉了，把这个“裸”当成了没有行为主体、没有施事者责任的呈现。这样，暴力因素被抹杀、淡化了。同时你还起了个什么作用呢，就是把对妇女的暴力神秘化了，也同时把暴力正常化了。我觉得这样是很有问题，值得媒体工作者反省。

 

许：就把这个受害关系就去掉了。

 

艾：那当然就去掉了。其实我们的媒体的性别表达，不光是对黄静案，对很多针对妇女的暴力案，常常都表达出这样的模式。

 

许：这样延伸起来，璩美凤或许也有这个问题。

 

艾：璩美凤案我没有研究，所以我说不上来。它当然是更复杂一点，因为它涉及到偷窥啊，现代技术什么的。璩美凤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啊，因为她是活人嘛，她还有反弹的机会。她还有说话的权利，她还有说话的渠道。可是对我们关注的女教师黄静这个受害者，她已经失去说话的可能性了。所以我们后来做她母亲的采访。我们是希望媒体的受众能够更多地听到来自受害者方面的声音。

 

＊ 正面的报道

 

许：对于黄静案，您是一个参与者，您当时站在女性弱势者权利的角度做努力，中国当时还有其他的媒体？

 

艾：我觉得很多媒体也起了正面的作用。最开始报道这个案子，譬如说湖南的《潇湘晨报》、北京的《现代教育报》，还有一些报纸的记者不断地跟踪，他们的采访，我听说都是有一些风险的。听说有一个记者，他去采访的时候，录音带被人拿走了。我看到一些报导，在报一些挑战权力的案件时，记者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，譬如说被打的，摄影机被抢的。有些记者是非常值得敬佩的，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这是一种好的表现。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及时地真实地把它报道出来。

第二个呢，就是最近吧，报道的角度有一些变化。我觉得一些媒体工作者开始关注黄静母亲的努力。好像是母亲节，是湖南的报纸吧，报道黄静的母亲，有一个报道专题是《为了女儿的尊严下跪》，讲黄静母亲为了查明女儿死因，在法医准备进行遗体解剖时，当时公安机关有人不允许中大的法医做尸检，不让打开尸检室的门，黄静的母亲在殡仪馆的解剖室门口跪了将近一个小时。现在报纸开始把焦点从黄静转向她母亲。转到她了，看到她在为权利而战，为女儿的尊严而战。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，而且是一个妇女权利的维护者。这一点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。上个月我在湖南的时候，碰见福建东南电视台的记者，他们报道的角度就是，黄静的母亲做了哪些努力，为什么要为女儿努力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转变。他们开始看到黄静母亲行动的意义。而不是在最初这个案件刚开始的时候，关注都在死者、都在裸体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、值得肯定的转变。我觉得媒体向这个方向转变的时候，可以对这个案件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。因为他们肯定了黄静的母亲，从而也肯定了很多公民的努力。关注这个案子，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征候，人们要求落实社会公正。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行使一种公民义务，意识到自己的权利。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，你享有人权，这是你与生俱来的；可是我们必须高度自觉的是，你与生俱来的还有一种权利，就是你维护人权的权利和责任。当有人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它。

 

＊ 媒体应该让公众听到多种声音

 

许：黄静案的取证，你也都亲自做过吗？

 

艾：某些方面我当然不是直接去做。她母亲来了，联系法医，做遗体鉴定，我们陪她跑过，也和她一起联系过。暑假我也去过湖南。我陪她母亲跑过好多次，保存遗体啰，见记者啰。

黄静案我倒是见过很多记者，希望通过媒体的干预，提高这个案子的能见度，也通过媒体，交流我们的观点，希望我们的观点可以影响媒体。我觉得有几种情况，譬如说在广州，《南方都市报》女记者杨晓红的报道，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。我们在今年2月24号黄静遇害一周年，举行了为黄静争取法律公正一周年的纪念会。她做了一个相对正面的报道。她的通栏标题是《她为什么总在愤怒？》，用了我们一个图片，图片上是“我们要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”。但是，后来中央电视台《新闻频道·社会纪录》做黄静专访的时候，那个记者对我做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采访，当时他是用电话采访，夜半三更，可能都是2点钟了，我回答了一个小时的问题，可他在节目里面就没有用我的观点。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，可能他觉得我们的观点是有争议的，作为一个主流媒体，他尽量保持中立。可是我觉得在黄静这个案子中这样来保持中立是有点虚伪的态度。因为你不发表我的观点，实际上也就是压制了一种声音。你也屏蔽掉了一种声音。你使这种声音不被观众听见。你不是没观点的，你的观点也不必和我一致，但作为媒体工作者，你应该让其他的声音、与你个人不同或者与你访问的其他人不同的声音有机会跟观众见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作为媒体工作者，不是说他必须认同我的立场，这不是他的义务。但是，你作为媒体，你应该让多种声音被公众听到，这个就是你的义务。如果你只报道一种声音，不报道另一种声音，你就有偏向。尽管你说你没偏向，但你对信息的拣选和剔除，就是在一定的预设、价值判断下做出来的，各种信息不是透明地进入你的选择，你像摄影机一样，在你的框架下排除了一些信息，凸现了一些信息。在黄静这个案子上，我觉得他有意地不报道像我们这样非常有代表性的声音，我觉得那就是有偏见，至少是根本不中立，一点也不中立。当然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，提高了这个案件的能见度，正面作用是主要的，应该肯定的。我觉得媒体吧，对社会事件的干预，是很有力量的。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其实相当大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主流媒体更应该承担社会责任。报道角度应该多元化，多方面地反映对一个事件的不同的声音。

 

许：他们会不会觉得因为证据本身并没有完全摊出来呢？

 

艾：证据是可以去找的嘛。但关键就是，我觉得采访不能太表面。还有，作为新闻记者，你一定要知道最起码的，什么叫“客观公正”。不是说你报道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叫做“客观公正”，也不是说你报道一个大家都不认同的结论叫“客观公正”，而是说多角度的报道才能叫“客观公正”，因为你反映出来了客观存在的情况，你把存在的各种分歧、各种置疑报道出来了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

 

许：就是让各种声音都能……

 

艾：报道出来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新闻工作者如果要讲究客观公正，这个就很重要。你一定要有多角度。只有多角度你才能把人们对现实的看法、把这些看法的复杂性都说出来。

 

＊ 从黄静案看媒体的作用

 

艾：媒体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可以是三个方面。黄静案不一定下个月就开庭，按照我们的原则来落实。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阶段都要写文章呢？这就是公民教育。这就是我希望通过一个个案来讲清楚妇女权益的问题。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学者的责任，我把它称之为一种参与式的研究。通过直接参与一个维护妇女权利的个案，思考妇女权利被侵犯的问题，通过这种参与式方式，把这一个案里面所涉及到的，如妇女权利为什么被侵犯、权利被侵犯以后为什么得不到维护、这个修复的过程为什么这么困难、它得不到修复的原因在哪里搞清楚，通过参与，更清楚地分析原因。这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讲的。有一些人来问，为什么你这样一个学者会去做这样的事情？其实对我来讲，这一点都不是额外的事情。如果你是一个做妇女研究的，你应该深入到妇女的那些实际问题里去。通过这些问题，你可以实际地知道，好的理论和一些社会实践、具体工作的社会文化实践或者司法实践，它们之间有多大的距离。然后你认识到这个距离，你才能想到我通过什么样的教学和研究可以缩短这个距离。这是从公民教育和一个学者角度来讲的。

第二个，当然我们是希望实际地推动社会公正，实际地把公正落实到个案中，实际地推动司法实践有一些改革。这样的话，当妇女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，当地执法机构的反应会比较敏捷，比较快，错误的东西就可以得到纠正，这个修补的时间可以比较短。像黄静这样一个案子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成为非常恶劣的范例，其他的类似事件可以比照这个范例来处理。这当然是我们不希望树立的范例。我们希望媒体介入实际地影响司法实践，使事情向司法公正的方向发展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不一定取决于我认识到了没有，因为它是社会实践中的好多力量组合起来才能得到的一个结果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只能做我们的一部分工作。但是我对黄静案的结果并不是很乐观。通过这一年多的实践，我对这个结果不是很乐观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

第三个问题就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是作为一个网站，作为一个另类媒体介入的，但是我也看到了其他媒体的作用。其他报纸在报道这个案子时候的角度，刚开始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，都是非常突出黄静的漂亮啊，裸体啊，什么的。我觉得像这样的界定很有问题。它其实反映出媒体工作者对妇女的性暴力侵害案的界定。我们组织研究生做讨论分析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说，难道如果她不漂亮的话，我们的报纸就不为她说话了吗？就找不到新闻的“点”吗？

 

＊ 新闻报道的言论自由

 

许：除了黄静案之外，我们还知道您直接涉及的孙志刚案。

 

艾：其实孙志刚案后来的影响力也是超过我的预料的。因为最开始我也是只是一个报纸的作者。《南方都市报》去年开了时评版，时事评论。最早我写了那篇文章，就是《提倡关爱，反对污名》。《南方都市报》称第一个SARS首例病人叫“毒王”。当时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，觉得这是非常歧视的。在那样一个危机时刻，本来就是人心惶惶的，SARS病人首当其冲，成为病毒的受害者，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的错。但是你这样说他的话，可以想像，作为一个病人，他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你这么一个发行一两百万的大报纸，这样称呼，让他怎么做人呢？所以我当时看了，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。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《提倡关爱，反对污名》。他们当时就发了，那位时评版的编辑叫束学山，马上来了电话，肯定这篇文章。后来我看到《南方都市报》时评版在做一年回顾的时候，把那篇文章的图像打出来了，认为是他们很有收获的一篇文章。这事给了我一些鼓励，所以我也就有意识地给他们时评版写一点东西。孙志刚案出来以后，报纸报道了，第二天我就写了篇文章，结果他们马上告诉我说不能发，说宣传部不让发。当时我也觉得这样确实不应该的。后来我就发在网上了。其实也不是我发在网上的，是我的同事朋友传的。传了以后，友人又把一些网民的反响传给我。看了那些网民的反响，第二天我又写了一篇文章，回应那些网民。后来的言论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抨击收容遣送制度。当然我们也做了一点点工作，譬如说把这些文章发了给政协主席啊，我们知道的人民代表啊。也做了一些有意识的推动吧。

 

许：中国的传媒报道孙志刚的案子的各个方面，您觉得有哪些问题，或者哪些偏见？

 

艾：我觉得当然有问题了。我们中国的报道都受很多限制。譬如说这个案子判完了，处理完了，就不再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老是害怕再报道会引起不良反响，负面反响。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来讲，其实这个事件是没有完的。当时判孙志刚案的时候听说有人说：“总有一天我要整你”。这个事件没结束呢。还有，孙志刚的父母会怎么想？我听说孙志刚的母亲神经失常了。这些都是新闻事件哪，但是我们报道新闻是报到这里就切断了，不再报道了。另外，我们看被抓的有几个人，看他们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，有一点非常明显，就是有主犯有协从犯嘛。有一个人，他确实是致伤孙志刚的打手之一，可是他说他进来以后，孙志刚已经挨了两顿打了，他要是不打，别人就打他，他本人也被毒打过。那么，我们也应该对他做跟踪采访的嘛。

 

许：他也是弱者。

 

艾：对啊。可是后来都不采访了嘛。那你说这是不是问题？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。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一直是在限制下做这样的事情。这和西方差别太大了。我们的实践还是非常缺乏言论自由的，我们的言论自由是缺乏保证的。我不是说西方百分之百是这样，但它确实是，你说美国人丑化个克林顿丑化个布什，它也不算个事。到了两党竞争的时候大选的时候，电视里到处都是辩论。我1999－2000年在美国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选举年吧，他们的国会辩论就是在电视上公开的。候选人都是公开的，一方一分钟，一方一分钟。还有，我看他们辩论中国参加WTO,所有争议全是公开的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这里的新闻自由是缺乏保障的，言论自由是缺乏保证。这一点上，我们享有的人权在实践方面跟很多国家比有很大差距。

 

媒体中的社会性别问题

 

＊ 男性中心的角度与媒体表达的问题

 

许：请问您基本的传媒习惯？

 

艾：我平时订了一份《南方都市报》，也收到免费赠送的报纸杂志。电视我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。别的报纸我也没时间看，有报纸在手边我大体翻一下。

 

许：为什么您选择看《南方都市报》呢？

 

艾：反正在广州吧，都订一份地方报纸嘛，因为你是这里生活的人嘛。《羊城晚报》、《广州日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我觉得都是太正式的报纸，《南方日报》是省报，《广州日报》是市委的报纸。那些报纸也挺大，拿起来很不方便。《南方都市报》有点像我在北京订《北京晚报》，比较市民化。这是一个原因，其他的原因，像去年的那些事件，我们亲身参与其中，有自己的生命经验在里边。因此我想不出什么理由，要换一份报纸去订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，我对《南方都市报》也有别的关注，我看它对妇女的表达。它对妇女的表达有好或者不好的地方，我都注意。我一直剪报。我不仅剪报，我还把它拍下来。我们希望对媒体中的性别表达做一个监测。

 

许：您剪了以后，会给它一个评价吗？

 

艾：我会在课堂上讲，会在讲课时提出批评：你看，这是媒体里的性别问题。像报导裸死案。你看这种报道就有问题，我会把它当作一个案例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你看，杀妻都是有原因的：“婚姻危急，家庭重担，经济压力，一个男人的可悲爆发：杀妻”，这里就把一个严重侵犯妇女人权的案件表现为一个逻辑的结果。它是合乎逻辑的，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男性中心的角度。它完全站在一个男性的立场上，好像是辩护词一样的：他为什么会杀妻呢？因为有一系列可以理解的原因。这样造成的一个阅读效果是什么呢？就是：当我们看这个杀妻案时，我们的重心落实不到这个妻子的受害上。而是落实到他杀妻子是由于种种可以谅解的原因，由于他承受了种种的压力，杀妻只不过是一个副产品而已。如果这样，你要建构一个重大刑事犯罪案和剥夺妇女生命犯罪案的话，就非常不利于制止针对妇女的暴力。因为你没有讲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严重性质。还有像这个“妻索分手费惹恼丈夫遭勒杀”，这也是，这都变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表达呢？本来是一个这么残酷的杀人案，变成了“杀妻有理”。妻子为什么遭丈夫勒杀呢？因为你索要分手费，是你的错，对不对？还有，难道离婚妇女没有权利要求家庭财产分割吗？

再看这个，“老婆搓麻被老公劈刀断指”。这都是残害妇女的案件。可是新闻作者却把它变成一个是女人犯错误，男人不能解心头气，因此我就杀了你，我就剁了你的手。就是说，作者对这种残害妇女的案件，我觉得失去了一个起码的人道立场。你看，“被男友连捅三刀，坠楼身亡”，看起来好像是落在女性身上，可是你看看这个报道者的立场：“大二女生与恋人吵架酿悲剧”。他不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，而且把被施暴者推下楼变成失足坠楼。

总之男人杀人就是有理，你看这个杀妻分尸案，“二百人上书法院，枪下留人。”我就不知道这个男性暴力怎么会得到那么多的支持，会有那么多的人为他辩护。到了女性暴力就不是这个表达了，“蛇蝎继母打得男孩遍体鳞伤”。男人都杀妻分尸了，二百人上书为他辩护。一个继母打了孩子就被叫做“蛇蝎继母”。怎么就没有“蛇蝎男人”或者“蛇蝎工程师杀妻”的表达呀？

 

许：是不是它觉得男人……

 

艾：当然。所以我们要分析媒体中的性别问题，你要分析它的预设是什么，它为什么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。也就是说，我认为媒体工作者在上述例子中，对待男性和女性，使用了双重标准。女人要是施暴就特别可恶，如果是男人呢，就有特别多的可原谅的地方。像这个，是对待孩子了，“家长拖子游街示众”，也都是受害者有错，因此变成一种惩罚，只不过惩罚过度而已。我们曾经有一个针对性暴力的讨论，讨论的是“防暴三招”，反击性暴力，可是在报纸上发表时变成“羔羊为什么沉默”。我们没有界定自己是羔羊，但是报纸报道的时候会把你弱小化，变成无力的羔羊，就是让女性主体处于脆弱的受害者位置，强化这个位置，而看不到女性的另类主体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文化养成不一样，如果我们鼓励强大有力的、反叛的女性主体性，这个力量在媒体中得不到表达，即使我们写稿写出了这种力量，在发表时编辑依然修正你的位置，让你回到传统的受害者位置。我觉得媒体表达里真是有很多问题，要做很多的性别培训才能够解决。我觉得这里面实在有很多问题。

 

＊ 以“性别”为题目的媒体培训

 

许：光《南都报》里面就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？

 

艾：对，《南都报》在这一点上跟其他报章其实真没有太大区别。程益中是报社领导人，我见过他，我也在要求释放他的信上签了名。但是，对该报对妇女的报道，我有很多看法，很多不满意。可是，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光站在学者立场上批评，也会有问题，这就是“不教而诛”。就是说，你首先要做教育培训项目。如果你没有做这些项目，你光批评，你也有不对，你没有告诉对方什么样的表达是好的，那你光是叫就没有作用。这一点，其实是我们没有尽到媒体教育的责任。

所以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展媒体培训，我们性别教育论坛和英国领事馆文化处会合作进行以“性别平等和媒体倡导”为题的培训。我们希望这个培训能够持续一年，然后看一看我们可不可以建立起一个和媒体合作的工作网络。就是说我们要做性别培训的工作。在国外，都有这样的一些媒体培训。国外的女权组织、女性主义行动者不光是对媒体进行培训工作，还针对各行各业的人进行培训，譬如政府人员：政府人员怎么样使性别主流化，特别是使我们的公共政策中体现性别的视角；譬如媒体，媒体的新闻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做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工作规范。媒体如何通过这些规范自律、履行社会责任。我们的培训工作，是对媒体工作者进行性别教育，使媒体工作者明白社会上性别不平等的事实，然后突破有关性别的报道里男性中心的话语模式，提高华南地区媒体工作者对于性别平等的意识。还有，我们也要展开媒体监测。监测是很重要的。国外很多非政府组织、妇女组织都会做媒体的监测，对媒体的性别歧视表达提出批评，鼓励积极正面的表达。我们希望建立和媒体工作者互动的网络。我们的培训内容就包括性别平等的观念啊，媒体对推动性别平等的作用啊，媒体监测和倡导的策略，怎么样建立这个网络，国外一些建立网络的范例和成功的项目。就要做这些工作。我觉得我们中国大陆做得很不够。像台湾香港就有一些，关于媒体的监测，媒体的培训。国外开展性别研究的课程都比中国大陆早，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。香港有反歧视法，过去的英国法中就有就有反歧视法。中国大陆没有反歧视法，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。

 

许：这可能就是中国媒体的这些记者不敏感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了。

 

艾：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是，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培训项目太少了，开展得不够。还是应该大力地开展教育培训项目。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，首先你要改变想法嘛，对吧？有一个意识，有一个觉悟，然后你才有对策嘛。如果没有意识到问题，你就不可能有对策。所以我觉得教育是第一步的。像做性别平等工作也一样，首先要做媒体中的性别教育，此外还要改变媒体的性别构成。妇女占媒体从业人员的比例本身就是少数，而少数中的多数又集中在中低层的位置上，进入决策层的太少。好像95年后有人做过中国几大媒体女性构成的调查，那里面显示，女性从业人员主要是中低层岗位，进入决策层是非常少的。各大媒体都是这样。全世界许多国家差不多也是这样。

 

许：您觉得即使是女性的从业人员，女记者啊，女编辑，她们在报道的时候自己的性别立场又怎么样呢？

 

艾：我觉得即使是女性，她也还是要受教育。不一定是说，你是女性工作者，你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不一定的。因为在媒体里面，女性进去以前，它都有一些现成的工作惯例、制度、组织、机构，它都有它的工作方针、工作准则。在一个过去妇女工作比较少的领域，它的这一套规则都是以男性的经验为标准来建立的，相对来讲是男性中心的。妇女进去，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改变，譬如说更多的妇女，当她们去做女性版，生活版，或者这些版面的时候，她可能会带入不同的女性生活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媒体领导依然限制女性进入时事版、重大新闻报导版面，那么那种新闻内容方面的性别隔离依然得到维护。当然这方面的刻板印象不是仅仅存在于媒体，这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关系是相关联的。

 

＊ 关于《阴道独白》的积极正面报道

 

艾：《阴道独白》吸引很多媒体关注。去年对于《阴道独白》在广东首演的报道出乎我的意外，几乎都是正面肯定。这一点我真是觉得，可以说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本身就是有挑战性的。有挑战性就说明是有压力的。这个压力，我们估计了很多方面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没有体会到压力，后来媒体的报道非常非常正面。

 

许：您是不是觉得这样倒是反常了？

 

艾：这也不能说反常，而是说我的预料有问题。我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支持性的媒体反映。你看，这个报道，还有那个，譬如说上海呀，有几个报纸报道了吧。有些报纸还用了很大的图片特写，报道的面很广。我们没有有意识去做太多的媒体邀请。还有找上门来联系采访的。发表出来的文章，我觉得都非常正面。我简直没看到什么负面的报道。

 

许：所以我就问您说，是不是因为并没有负面的意见，而是……

 

艾：当然有在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的意见，可是我觉得……。媒体的报道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呢，就是有一些比较新锐的媒体工作者，他/她们实际上非常勇敢地接受这个世界上有挑战性的文化事件。这是一种，第二种呢，很多妇女媒体工作者，她们本身就很支持这种事情。她们不仅写报道，而且在自己的刊物上提供版面，有意地约这种稿子。因为这事情本身也是跟妇女相关的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媒体报道，相当的积极和主动。我觉得对于一个挑战性的文化事件而言，在中国能够产生它的正面影响，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 

＊ 媒体与性别平等、社会变革、公共生活

 

许：作为学者，您从外力上在努力推动。您觉得像媒体啊，记者啊，编辑啊，自身，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？或者说，他们应该有哪一些自觉呢？

 

艾：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些性别平等的自觉吧。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。但是怎么样在媒体实际地实现性别平等，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，这对媒体从业人员来可能有几个方面。一个方面，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社会上的确有性别不平等的事实。那么作为媒体，应该做什么呢？肯定是，从一个大的目标来讲，要改变这个不平等，这就是媒体的社会责任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不平等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。媒体如果要体现一个社会透明度的话，它就要报道这些事实。报道这些不平等啊，压迫啊。但是，以广东来讲，报道外来工的利益需求，这方面新闻确实很不够。外来工常常被表现为违法乱纪啊，各种社会不安动乱，暴力冲突的根源啊，但是外来工所做出的巨大的社会贡献，以及外来工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，这些问题就没有得到充分报道，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报道，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。这个社会有很多受压迫的群体，外来工所受到的压迫之一，就是享受不到平等的信息资源，得不到同样的媒体关注。我们媒体的关注，关注一个明星绯闻都会比关注一个人数巨大的外来工群体要多。媒体生产者可能要辩护说，我们要利益啊，读者关注明星，所以我们要追星啊。可是媒体除了自身的利益，还有社会责任；现在我们看到对企业都有社会责任的要求对吧？对媒体，我们必须强调它的社会责任；这是媒体必须承担的责任。

媒体要认识这个社会不平等的现实，去把这个不平等的现实反映出来。反映出来是干什么，以后逐步改变嘛，要对社会变革起作用。做这个报道的时候，应该去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，提供思考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。

我们中国有非常优秀的记者，那些勇于报道社会问题的记者。其实，我觉得，只要揭露社会矛盾，报道问题，敢于揭露问题，就会成为优秀的记者，就会成为非常出色的记者，也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编辑，也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报纸。你看，中国基本上什么样的报纸受欢迎？是真实地揭露矛盾、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老百姓的生活。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报道？因为这个报纸跟我的生活相关。它为什么不喜欢那份报纸？因为那份报纸跟我的生活不相关。它说的不是人话。它说的也是跟我不相干的事情。我有个学生说，他在穷乡僻壤住着的时候，每周要到镇上买《南方周末》。为什么买《南方周末》呢？因为《南方周末》说的是他想说的话，报道了他想了解的问题。让他看到别的老百姓的生活，这生活跟他相关。如果人家的生活可以改变，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希望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改变。这就是相关嘛。对吧？我喜欢什么样的报纸？就是喜欢这些息息相关的报纸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不看媒体我不看新闻也可以过日子，也就是说那个新闻媒体跟你不相干。你为什么要看它？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去看它？根本就不值得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媒体基本上是这种状况。给老百姓看，老百姓根本不看。

 

许：根本就没有关注老百姓的真正生活。

 

艾：对，你跟它根本就不相关。相关要什么相关呢？要和日常生活相关。为什么老百姓不爱看开会呢？开会就不日常嘛，对不对？你跟它的生活就没有日常相关性。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订《北京晚报》。因为《北京晚报》和你的日常生活相关。它告诉你是不是什么粗粮票做废了，你手里有几斤粮票怎么用。它告诉你哪天要停电或者哪片地区停水，你就要关心啊，你不关心明天晚上就会没电没水呀。

 

许：我采访那么多学者，我问他们喜欢看什么，都是类似的，社会类的，尤其是老百姓关心的社会话题，尤其是解决老百姓根本问题的。

 

艾：就是生活的相关性嘛，因为它与你的生活相关。媒体在这方面，它是中介，信息的中介。我们每个人相对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孤独的生存，但是通过信息的传递，我们了解到生活的很多相关性。某一场中东战争我们都相关。那种相关性是什么呢？人们的痛苦和希望。如果你看到一个消息会震撼你，是它的痛苦或者生命经验震撼你；有一个人死了，他不是你家里的人，可是他会震撼你，那是因为他触动了你作为同类的人性的感情。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人们去救一个孩子，救一只猫，它可以带来希望，让你感到人性的良善和希望，使你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你活下去，值得你去关怀它。当然报纸起的作用不止是我说的这一点抽象的层面，它是更具体的。

报纸嘛，它等于是我们公共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着个人的生活，可是通过报纸，通过媒体，进入一个公共生活。在这个公共生活里，有很多问题是你思考的，而且有些人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了，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想法是被否定的，是遭到压制的。这个时候你会知道你的生活即将陷入危险。因为报纸是一个言论代表，是言论场所，在某些方面，它可能代表你，它也可能否定你。它和人们是相关的。假如我愿意在报纸上发表言论，也是因为我相信我代表的言论可以改变人的生活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善别人的生活，这也是我愿意起到的作用。例如我批评过男领导不配女秘书啊，接吻入罪啊，通过我们的批评，那些同学保住了学籍；还有强奸案，强奸瞒报缓报案，去年我都写了文章，实际上是希望这些言论可以改变、影响政策，可以改变人的生存处境。

 

＊ 对媒体与性别关系问题的乐观展望

 

许：您觉得从发展趋向上来看，性别和平等在媒介里的表现，您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的？

 

艾：我觉得总体来讲是乐观的。为什么？从历史上来看，平等是在逐步地实现的。在100年以前，中国妇女裹着小脚不能上学。现在的国际人权教育，人权文化的发展，建立全球共同的人权文化，这是一个趋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人权标准要达到国际上的普遍标准，人权标准有普遍性，是全球适用的。而这个国际人权标准还是最低标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提得更高一点。像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的公约，这是全世界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家都签署了的。政府是有承诺的。政府有承诺，应该更积极地承担这种责任。

 

许：关于性别平等的培训在中国多吗？

 

艾：慢慢展开吧。北京有这样的社会性别培训小组。因为北京有联合国的基金会啊，机构啊，还有其他一些基金会组织，它们推动的力度就比较大一些。北京也有妇女和传媒检测网络。我们广东现在刚开始。我们在网站上做，也希望和媒体工作者加强合作，一起来做这个工作。

 

许：其实这还是以你们学者为主来进行的。

 

艾：开始时是这样。我们实际上是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推动。像国外，它的媒体研究里，女性主义学术力量已经很强大了。学院里面学生可以学这些课程：女性主义文化研究、女性主义媒体研究、新闻与性别、媒体再现啊这些问题。有了比较多的积累了，它就有相当的影响。因此媒介从业人员在事先就会有这方面的教育。

我们中国媒体中的性别教育很薄弱，因为关于性别平等啊，妇女学的推动啊，女性主义学术啊，这些都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，在国内才有比较大的影响。这些年来有一些积累，但是肯定还很不够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媒体是公民社会透明度的一个标尺

 

＊ 媒体与公民社会

 

许：关于黄静案，以及您所亲历的这些事件，记者为什么没能够把多种声音表达？

 

艾：我觉得有几种情况。一是你在挑战权力机构嘛。黄静案中谁销毁证据，谁做了不公正的事情，它与权力机构相关。记者去采访有一定的难度，而难度还在于记者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敏感，可以认识到困难来自哪些方面，哪些是体制方面的困难，哪些是认识方面的困难，哪些是文化上的疑难杂症。这是事情本身的难度所在。第二，报道这个案子本身，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限制。有的媒体限制报道跟“性”有关系的问题，主编甚至认为连“强奸”两个字出现都是不体面的。有的媒体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，报道外地的可以，报道本地的不行。你看，第五次尸检报告出来都接近两个礼拜了，在湖南本地没有一家媒体报道。只有外地媒体报道。那我觉得这就不正常，这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剥夺公民知情权。你剥夺公民知情权对谁有好处呢？那就对腐败有好处啊，对于滥用权力有好处啊。媒体是干什么的呢？媒体是公民社会透明度的一个标尺。透明度有多高，就看社会的公开性有多强。如果这个媒体表达有相当高的公开性，那就是说，它公开地、公正地提供各种事件的信息，让社会事件有透明度。媒体是干什么的，媒体是传播消息的嘛。如果消息都得不到传播、或者只有一个方面在发布消息；其他的涉入方面没有声音，这个媒体就是不可信的，而消息不准确、或者得不到消息，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耳目失灵，我们难以对事件做出判断，也就失去监督社会的能力。媒体有时不仅没有透明度，而且还有意地去模糊事实。在什么情况下它会模糊事实呢？就是说，它只为一种立场、一个派别的利益服务。只能为某一个派别的利益服务。只能为某一个观点服务。那就是问题所在，因为它无视一个基本事实，就是说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，人们的信仰、理念、价值观是各种各样的，人们的意见也是各种各样的。你只保障同一立场和观点，就叫做偏听偏信，就明显有一个偏向的立场。那就只有合乎你的立场才可以得到保障和传达，不合乎你的意见的就得不到保障，也不允许传达；那肯定没有透明度。所以呢，透明度就是说，对于一家媒体来讲，它要能够包容很多观点。对于一定的社会来讲，它要有很多媒体。这些媒体是能够互相监督和制约的，它能够提供不同的故事，然后让公众来选择。一个故事应该怎么讲、这个故事有多少种角度，这个故事有多少受益人，有多少受害人，受害人怎么讲、受益人怎么讲这个故事。而这个故事的出处在哪里？作为一个公众，当我要介入这个事件，发表我的看法的时候，我有个依据，我不是依据一个意见，我依据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角度来作出我的判断。你这样才有透明度，才有公开性嘛。这样的情形就是言论畅通的情况，如果不畅通呢？不畅通，很多事件不能展开辩论，犯罪就可以得到掩盖，谎言可以延续。

 

许：您讲到多个声音都能够发出的问题，这可能还要涉及一个问题，就是记者能不能辨别你的声音的不同。

 

艾：我觉得对于记者而言，辨别很多声音的不同其实不难。现在很多记者，你问他是不是真的搞不清楚人们在说不同的话，很多记者都是明白的。

很多记者，我觉得他们有两个限制。特别重要的是，我想说这一点：第一，你到一个地方采访的时候，人们的不同的意见不是在一个平行的关系上，不同的意见是在不同的权力位置上的。这个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有很大份额的利益，有的人有很小份额的利益，或者利益被剥夺。有的人在权力的位置，有的群体在权力的位置，还有的人在无权无势的位置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的含义。弱势群体不是说在数量上是少数，而是说它在拥有权力的方面。它所拥有的权力很少。这样它就没有办法，它就没有合法性。因此呢，也不被听见。所谓不被听见，当然是有人不去听了，不是说它不讲。你去采访那些受冤屈的人，故事滔滔不绝，眼泪流成河，就是想讲嘛，就是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人听嘛。上访是什么意思，不就是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吗？但是，问题是有一种限制，有人不要听你的故事啊。听你的故事会戳穿另一个故事啊。不要你讲嘛，所以我们也就听不到啊。这样就要记者去跑这个事，你去跑时要注意，注意消息的来源。提供信息者、不同消息来源的人们处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不是平等的，而是说有的人出于强势有的人处于弱势。当你要去接近弱势去触犯强势的利益的时候，强势会限制你，不让你过去。有的记者要冒着生命危险，有的记者可能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有些记者揭露问题，失踪的、被打的、被杀害的是有的，这是记者面临的职业危险。然后，当记者把消息来源拿到手了，回来后还有限制呢。还有报社的权力机构的限制呢。报纸会限制说，哪些报道你可以发，哪些报道你不能发，哪些报道你必须用什么角度报道。记者不可能按照自己意志来报道这个东西，所以记者的努力本身受到了这两个限制。

像这种情况，关键是我们要发展出一个公民社会。如果要发展公民社会，你必须要发展很多很多的部门，就是说，政府是一端，公民个人是一端，在公民个人和政府之间要发展很多的部门和组织，非政府组织，群众团体。那么我觉得从整个社会来讲，总体上说，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每个人都拥有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，这就是我们新闻自由的前提。假如我们不认同这一点，那我们就无法谈起。假如你认同说每个人有言论自由发表自由，那我们就必须承认，每个人也有权利建立自己的言论渠道，我可以建立我自己的网站，我也可以建立我自己的电台，在一定时候我可以建立自己的电视台。西方，譬如当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，我就参观过一个很小的个人广播电台，在一个小镇上，一间小屋子，很少几个人。电台不是说都搞政治选举，也可以专门搞摇滚乐、或者搞老年服务。在这样的国家，它就有个人的电视台，个人的电台。譬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小小的非政府组织的话，我可以充分地运用我掌握的媒体工具，我可以开新闻发布会，我可以召开和媒体的对谈会，我可以发表我的监测数据，我可以提供我的政策建议。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，有一个老太太合唱团，都是六十多到八十多的老年妇女，她们经常唱抗议歌曲，监督政府的政策决策。就是说，所有公民都可以以自己的个人身份结成不同的兴趣、利益群体，而兴趣、爱好、利益在英文中其实都是interests，把这些说出来的可能性，就是言论渠道或者媒体的意思。当然这个言论渠道，一定的机构可以对它做一些管理。但这个管理，必须是调节性的，一些游戏规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制定的，譬如说，谩骂和人身攻击应该禁止，侵犯人权、侵犯言论自由、散布歧视和仇恨，这样的言论是不可以的。

 

＊ 媒体要有监督机制

 

许：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市场经济走向的状况，像您进行性别研究，即使出现了一些自己能发出声音的机构，但传统的性别文化沉淀下来的习惯等，会不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因素反倒会膨胀起来？

 

艾：市场经济跟言论自由是两回事。

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在全球化过程中，整个来讲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，实际上贫富差距在拉大，性别差距也在拉大。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妇女存在不利的地位。妇女也得到机会，但贫困也有女性化倾向，妇女中间也出现贫富差距的扩大。

 

许：我反倒觉得更可怕。这样的话，传媒……

 

艾：媒体当然也受到市场利益的驱动。一方面它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，另一方面它也会受到市场利益的驱动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只以经济来衡量。而要以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均地获益，这样来衡量它。而不是说，某一些利益集团获得最大利益，这不是良性或者健康的发展，这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抵制的发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的发展不是某一个方面的、资本最大化的、对资本家有好处的发展，而是联合国提倡的那种以人为本的发展。这样的社会发展带有很多不同的指标。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里面，有八个目标吧，将极端贫穷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、普及小学教育、赋予妇女权力和促进男女平等、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、将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、扭转疾病特别是艾滋病毒/艾滋病和疟疾的蔓延、确保环境可持续性、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，制定援助、贸易和减债指标……你看这里哪一个目标不涉及妇女？前面几个目标还是专门针对妇女的。社会发展就是要有很多衡量的指标。要有很多衡量的指标，相对于媒体来说我们要什么呢？我觉得要发展批判性的思考。就是对媒体的批判性思考和媒体教育。然后要有很多对媒体的监测手段、监测组织，形成监测网络。其实任何机构在组织行使自己的功能的时候，都需要一个监督机制，媒体也是一样的。社会公众对媒体要建立监督机制。

就是说，这个媒体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部门，公民有很多需求，很多利益。你媒体不能只代表一方面的利益，一方面的需求，你还必须满足公民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。这样的话，公民本身要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来，比如说人权的组织啊，言论自由的组织啊，妇女和性别平等倡导的组织啊，所有这些组织会代表公民的某一方面的需求，然后把这个需求传达给媒体，然后呢，监督它来执行这个功能。

譬如说，你报道妇女，就不能每天都在八小时以外那个时段去报道妇女，或者到了三八节就卖洗衣粉、化妆品，谈谈美容。你第一版就要报道妇女，报导妇女对时事、公共政策的看法，或者报导妇女为什么对时事公共政策没看法，是不是这里缺少了相关性，为什么会缺少。在第一版的重大新闻里，要有妇女成为你采访的消息来源。你不能采访重要消息不管妇女的看法，这就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使妇女成为社会政治重大决策的代表，必须使妇女充分地进入社会政治啊，经济啊，那些非常重大的，在我们的社会价值判断中属于重大的部门，在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里面占有一个主要的构成。起码是一个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构成。妇女要进入决策层，在决策层里有影响言论和决策的能力。所以，整个这个变化，它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，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变化，也不是哪一个新闻工作者仅仅有态度的变化就能够实现的。当然新闻工作者以主动自觉的态度去促成这种变化，是必要的。

 

＊ “我比较自觉自己在媒体中间的一个角色”

 

许：像您这样一个关于性别研究的学者，又有相当的知名度，您肯定也很受传媒的关注了？

 

艾：像我们，英文叫做consultant。对于媒体来讲，也是一个咨询人吧，或者说是在相关的领域里常常被咨询意见、把你的意见作为一种专家的意见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媒体本身也就有中介的意思吧，就是专家的意见和公民的意见中间的中介。我自己还是比较自觉地在中间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假如是我了解的问题，我会接受采访。有时候我也主动联系采访，像有关黄静案的推动等。但有一些我不熟悉的事情，我就不接受采访，我会说我不懂。我说“比较自觉”指的是什么？其实采访还是会有很多干扰的。你正在做什么事情，忽然跟你讲哪哪死人了，美容手术啊什么的，你怎么看待。电话完了，我半天回不到我正在做的事情上。这的确是很大的干扰，给我的工作，甚至个人生活都带来很多不安。我过去不做妇女研究的时候，我会和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但现在我就忍一忍，尚属比较自觉地承担自己的媒体责任和义务。就是说，作为一个专家，其实这也是你专业领域的责任和义务。你有这个专业知识，就有义务提供相关的意见。当你被咨询的时候，你不应该站在维护个人空间不受干扰的立场上，而应该非常积极地去回应媒体的咨询。

 

许：对您这样的表现，或者是您这样的立场，这样的发言，媒体一般的态度怎样呢？。

 

艾：我觉得有一种呢，譬如很多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，在刚开始做妇女版或者性别话题时，我可以感受到专家意见的确是有作用的。她或者他咨询一个问题，谈话前感觉是不清楚的，我们交谈以后她或者他说，噢，我这个问题清楚了，你给了我哪些角度使我可以怎样写这篇报道。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满意，因为我感到谈了半天不是扯淡，这个意见可以帮助人。这是一种情形。

还有一种反应呢，也有对抗性的。像今年三八节中大一个女生被杀害，我们做了一场活动，在校园倡导男生佩戴白丝带，希望男性参与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。后来有一个记者来报道。可是他们就写“中大两教授怎么怎么”。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新闻报道最起码是时间地点人物，是吧。我说我们做这个活动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为什么你不提我们的名字，变成一个匿名的报道。然后我说，你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态度。在同样的版面上，出现了中山大学某教授，某某某人说的什么意见。我说，如果你对我们同样的人都同样的对待，那我没有意见。可是呢，你有意地略去我们的名字不提，说明你对我们有态度。你这就是一种压制态度。压制的态度，也是一种贬低的态度，也是一种边缘化的态度，就是把我们的意见边缘化了。我说你这样做我是不同意的。当时我也很凶，我拿起电话就说，找你们主编。接电话的人说，主编不在。主编不在也不行。我说你给我接到主编办公室。不在办公室也不行。后来我就找记者。记者呢，说了很多话，他说当时他们做这个报道很不容易，他自己的观点完全是和我们一致的。但是由于什么什么样的原因，结果如此。他说的原因我也理解，不过我不能同意。我觉得你是记者，你个人有压力，但是你做报导时，你就不是个人了，你就代表一家媒体的态度了。我对你提意见，也不是跟你过不去，而是抗议你这家媒体把我们的意见渺小化，甚至是丑化。我说你点我的名，你们报纸难道不觉得光荣吗？我是一个很好的教授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理的学者。这位记者，可能迫于压力，对我们做了不公平的对待。报纸已经发表了，已经报道出来了，我们的意见其实已经不可能公开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是应该抗议，就是把意见表达出来。你要讲出你们报社这样做很不对，不对在哪里；要说明我为什么不接受这种做法？我觉得这时与媒体的交流就属于对抗性质的了，就不是合作态度的。我说第一种就是合作性的，别人咨询，我讲我的意见；对方对这个意见感到满意。还有一种就是，当对方来报道的时候，报道的角度我认为是不公平的，是压制性的，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这种对抗性，我的态度的确也是对抗性的。

 

许：我相信你这样的做法，可以使很多的弱势者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安慰，但您同时就可能会侵入到了另外一种人的权力，或者他们的生活或者机会。

 

艾：这有可能，但是侵入，看你指的是什么。比如，因为你的行为，使某人受到了制裁；这不是我的错。惩罚机制是体现法的精神，我们每个人的努力，是要维护法的精神。当一个施暴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犯罪，不诚服于法律，拒绝改变自己的心性；这时我们就需要不断地置疑、不断地挑战。假如是非都没有分清就讲人情沟通，我觉得对受害者太不公平了；而且没有原则。没有原则，也就不能树立法的精神，不能表达法的尊严；而且，说到底，人活着就没有尊严。可是，如果我们道理讲得好，使得公众可以认同暴力决不允许，决不容忍，那么我们不是侵入到施暴者的生活，而是改变施暴者的观念，降低侵犯人权的悲剧。这不是仅对女人有好处，对男人有更大的好处。你看社会上，不是有更大规模针对男人的暴力吗？何况，如果施暴者可以接受教育、得到转变，不是可以开始新的人生吗？对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不是有根本的好处吗？我没有侵入任何人的生活或者机会，在人权的原则上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平地生活，也有责任维护所有人和平生活的机会。

 

许：您会不会因此受到压力？

 

艾：从我的环境来讲我不会受到很多压力。压力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这样两种情况。一是你承担的工作太多，超过了你的体力可以承受的东西，同时你又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因此有个内在的心理压力，就是，我想做，做得好，做得多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你就会有一个内心的压力。这个内心的压力不一定是外界的某个具体的人给你的，但是它是外面这个社会所形成的一种压迫。你譬如说像黄静案，我们非常努力推动它，可你所有的努力到了对方，对方像个铜墙铁壁一样的，都给弹回来。你在这里拼命努力，但是对方那里呢，你一努力，它一下子就把你的努力化为粉剂。黄静妈妈跑几个月才获得了司法部前来做法医鉴定的机会，人家告诉你心脏标本给烧毁了。这当然也是一种力嘛。这是一种打击力，也是一种对抗力。不是某一个人直接说你不能发表这样的言论，你发表这样的言论你就要丢掉工作就要扣工资，不是这个压力。情况是，你挑战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大，你起不到作用。你看不到它应该发生的作用，同时你又必须非常努力。正因为你不能发挥作用，所以你逆水行舟、螳臂当车。你要付出更大的力去做，我有心力交瘁的感觉。

 

许：像黄静案，我觉得还算不错，在您和很多人的努力下面，它一直还在坚持着被人们关注。

 

艾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而言，可以说是一点点效果。但是，如果这么多人非常努力，也仍然不能推动，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可怕的一点。因为现在连个性侵犯罪都定不下来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这么多人努力，这个官司还打成这样。所以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

我们在湖南采访时，有一位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“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司法公正的一个起点，但也可能是我们的司法公正崩溃的一个标志。”也就是说，非常危险的信号，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信号吧。它可能是一个好的征兆，也可能是一个坏的征兆。我们所有人在努力的时候，就好像是，你退一步也就崩溃，你进一步呢，未见得是赢。我想，反正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吧。

 

许：这确实是比较尴尬为难的状态。

 

艾：我觉得不是尴尬和为难，而是说是比较艰难。因为我们有什么尴尬的呢，我们是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，我们有什么尴尬？

 

许：因为毕竟还是依靠着一个体例嘛，一个司法的体例，你本来努力争取的是这个法律给你一个公正，但有可能你推动的是使它崩溃的一个状态。会不会有压力？

 

艾：当然我们不会为这个崩溃负责。司法腐败，谁造成腐败谁负责。

 

许：这是它本质的原因。

 

艾：但是如果社会到了这个程度的话，就非常危险。因为有很多人的权利会受侵害，得不到保护，这就非常危险。这就是说公民、老百姓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赢回一个公正。危险就危险在这里，你的代价要更大，有更多的人要承受同样的痛苦。

 

许：我非常钦佩您的这种努力，一直非常有勇气。

 

艾：我觉得勇气可能是这样的。假如有人做一件这样的事情，有人没有做这样一件事情，你可能觉得做事情的人是有勇气。可是对做这个事情的人来讲呢，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勇气。你相信你这样是对的，你就会做下去。就是说你并没有付出格外的勇气去做一件事情。我写了一篇文章谈林昭，谈林昭给我们的精神挑战；在那里我说到这样的主体养成：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实践来建构的。也许你原本是很懦弱的人，但如果你一直做挑战性的事情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有挑战性且有挑战力的人。因为，什么叫懦弱？就是你不断在让步嘛；这个不断让步的实践，就可以强化一个懦弱的主体。但是如果你不让步，你总是不让步，你就不知道让步是什么滋味了。因此也谈不上说，你有一个选择是让步或者不让步。你根本就没必要做一个选择，因此也谈不上你有格外的勇气。只不过你可能更率直一点，你的信念更简单一点。我倒是认为说谎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计谋，而不打算生活在谎言中，反而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活法。我仅仅是按照自己相信应该如此的信念来做事而已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避难就易的选择。